近20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和苏联先后退出历史舞台。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总量在5年前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社会主义为什么在欧洲遭遇厄运的同时，在中国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一种社会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中国是在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而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为什么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发源地呢？
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根源要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要在中国的现实基础中去寻找。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深刻根源。
一、平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
从公元前600年前后开始，中国社会由于内部频繁的战争而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平民运动，这场平民运动最终导致井田制和传统血缘等级制的崩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15年）鲁国宣布实行“初税亩”，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和买卖兼并的合法性。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各国也推出类似变法，至此，井田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土地私有在中国正式法律化。
土地私有化直接导致公、侯、伯、子、男的层层分封制度瓦解，人员的流动和土地的流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封建贵族和平民之间原来无法逾越的界限被土地的自由买卖所瓦解。这预示着分封世袭的贵族等级制度在中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科层化官僚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弗朗西斯·福山把秦王朝视为现代国家的始作俑者。所以说，从刚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废除以血缘世袭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度的国家，这跟中古时期血缘等级森严的欧洲与日本社会有很大区别。
相对于贵族等级制度，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科层化官僚制度要复杂得多，这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科层化官僚体系对官员选拔和任命是在整个社会中进行，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成为官员的候选人，这就大大增强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和社会的公平性。两汉时代的官吏选任主要有“察举”与“征辟”两种形式，通过推荐和考核的方式选拔官员。公元605年，隋炀帝设进士科取士，中国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平民百姓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上升通道基本设定。
血缘等级制度的废除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结构，也催生了民间社会的平等精神。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之后，民间社会的平等精神日趋成长。除了皇室，中国民间社会的财产继承基本采取诸子均分家产的析产制，到了宋代，中国的财产继承进一步平等化，有些地区已经出嫁的妇女和非婚的私生子也可以合法继承一部分家产。这种平等观念极强的财产继承制度导致中国社会的豪门大户难以形成世袭垄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
可见，中国古代基本形成了君主、平民（包括朝廷百官）社会的二元构架。土地私有化摧毁了由血缘和出身垄断土地的等级制度，推动了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流转；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科层化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政治，官职由君主任命而无法世袭，贵族政治传统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制设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遍统一标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可能；析产继承制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代代世袭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这四个因素使得平等精神成了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古代中国的平等精神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但却为后来中国接受社会主义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二、维系民生是中国社会的悠久传统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人员的流动性，中国在秦王朝统一之前已经有非常发达的商业，当时的齐国和隶属秦国的蜀地就出现很多富商巨贾。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全国逐渐形成统一的货币和商品市场。到了宋代，中国甚至出现了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达，中国古代的很多城市人口都超过数十万，有的朝代京城人口已经超过百万。
然而，民间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兴盛的商品市场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贫富悬殊，社会的公平正义由此受到严重挑战。鉴于此，中国的历代王朝为了长治久安，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干预的手段以缓解社会的两极分化。
首先，防止土地兼并。为了防止因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穷无立锥之地”的流民，中国历代王朝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无地的农民。汉代的“假公田”政策，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等，都是在试图减缓土地兼并造成的恶果。有的朝代甚至进行了激烈的土地改革，但由于官僚制度下利益集团的相互掣肘，不少措施与改革不一定都有效，甚至也不一定都于民有利，但其维系社会平等的初衷值得肯定。
其次，平抑物价以保民生。在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维系粮价的稳定，推出了平籴、平粜和常平仓等政策。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范蠡，战国时期的改革家李悝等人都提出过类似思想，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间，常平仓一直是历代王朝调节市场、维系粮价稳定的一个有力措施。20世纪美国罗斯福新政中的农业政策就曾借鉴过中国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这也成为美国保守主义指责罗斯福“新政”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依据之一。
除了粮食，对于其他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中国古代府衙也设立了平准机构以维持物价稳定。平准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民生。
此外，中国历朝历代的救灾制度也可圈可点。中国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作为一个农耕社会，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极大，统治者无法做无为而治的“守夜人”，必须积极有为才能减缓灾难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因此，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一整套应对灾难的机制与政策，通常称之为“荒政”。一地遭灾，邻近各地必须援助。比如，乾隆年间，山东省遭遇水灾，邻近的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甚至关外的辽宁都被要求援助。如果灾情重大，除了周边省份须援助外，朝廷也会截留其他地方的漕粮。可见，现在我们实行的“对口援助”和“对口建设”等全国统筹的救灾机制，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以上几个方面的事实说明，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理论，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前就废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度，平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而中国社会的平等精神又决定了历代中国王朝不得不高度重视社会的基本公平。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平等基因和维系民生的传统，所以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立即跟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共鸣与对接，迅速在中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三、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救国之道和立国之本
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的救国之道和立国之本。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救亡图存和现代建国。中国如何才能在列强的枪炮下获得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如何才能把传统的古代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尝试了很多主义和种种政体，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在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始终没有弄清楚中国救亡的主体是谁。
中国近代的革命建国现实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给中国的革命提供一个理论武器，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革命学说。当时由西方传入的其他各种主义都不能够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动员民众的革命理论，唯有马克思主义、唯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给中国提供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的武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成了中国的救国之道。
在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究竟是选择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固守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中国对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分歧，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鲜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最终在中国成为了主流。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到了1956年下半年，中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首先是国际环境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亟需尽快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这个时候的中国如果不集中力量来建立起自己的国防，那么就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国家很可能会受到外敌入侵。于是，中国在这个时期把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与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了一起，与国家的工业化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国家可以集中农村的物质资源；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发展国防工业。中国的国防工业体系，包括“两弹一星”以及飞机、军舰的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极为困难的时期建成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国防体系和工业体系。
其次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回望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历朝历代都试图缓解这一社会矛盾，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决定了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的现象无法根除。如果新中国不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那么将有可能重蹈历史上各个王朝的覆辙，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政权的崩溃。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叶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根本性弊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给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直到今天，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和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基础。
当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曾实施过以政治动员和道德理想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也曾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其发挥作用十分重要，但在和平时期要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必须以经济动力为基础。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同时，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反过来要求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毫不动摇。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能够主观决定的，而是由历史与现实决定的。平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几千年绵延不断，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是现代中国的救国之道和立国之本，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现实的需要。我们只有读懂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才能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
（来源：《红旗文稿》2015/24）
